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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生態批評”的偏誤
    評論家:黃軼    日期:2019年03月29日    閱讀:1626

             “生態文學”的大量出現開啟了世紀之交文學批評的新空間——生態批評(Ecocritcism)?!吧鷳B批評”一詞的初源要追溯到美國學者威廉·呂克特(William Rueckert)1978年發表的論文《文學與生態:生態批評的一個試驗》,在該文中,威廉·呂克特第一次指出將生態及生態學的相關理論運用到文學研究之中的生態批評方法。公認的創始人是內華達大學的謝里爾·格洛特費爾蒂,在1989年美國“西部文學研究會”上,她鄭重提出這一概念,并倡議以此取代狹義的自然文學的研究。90年代以來,生態批評成為英美文學研究重要的思路和方法。作為一種跨學科的文學批評方法,生態批評于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中國呈初興之勢。很顯然,在這里我們把生態敘事傳達的對于生態危機的關切和批判稱為“生態批判”;把文學批評家以生態理論為批評理據對這些生態書寫文學所做的文學研究與批評稱為“生態批評”?!懊鎸Φ厍蛏鷳B系統中已經出現的嚴重危機,生態批評應當是一種擁有明確目的和意義的批評,一種富有顯示批判精神的批評”① 。中國當前的生態批評表面上呈初興之勢,深入其中,就會發現存在著一些偏誤,這里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在生態批評中,一部分批評家和鄉土生態小說家一道,接續了莊子、陶淵明式的對“大地”的解讀方式,過分夸大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傾向,也過度夸張了中國古文化中“天人合一”等觀念對當下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的功用。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生態意識的來源之一,中國古代文人意趣和哲學思想散見于歷朝歷代的文學著述中,也滲透在一撥又一撥文人的血脈中。中國的讀書人宿命性地都要誦讀到《桃花源記》這樣的千古名篇,日本著名學者岸根卓郎認為,“立足物心一元論,承認自然本身具有靈魂,天(神和自然)與人在根源上為同體,來自這種萬類共存思想立場的對自然權利的擴張是根植于東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共生性倫理②” ,從陶淵明、王維、杜牧到晚近的龔自珍、鄭板橋、蘇曼殊,再到現代的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林語堂等,士與隱、通與窮,幾千年來中國文人對生存生態的選擇變化微弱,他們遭逢亂世和易代之時所期待的最理想化生存是能夠皈依大地,在與大自然任情自由的相依相偎中慰藉靈魂、撫平創傷、對抗浮躁。
           20世紀末以來的社會轉型期,一代文人驟然再次遭遇了從歷史慣性中甩出的劇痛,歷史的詩意與荒唐結伴而至,逢緣時會的狂熱和英雄失路的悲涼相映而生,他們不得不在困惑、痛苦與焦躁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價值標尺,“天人合一”的古代生命理想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獲得了復活的機遇。如張煒,從《九月寓言》以來就有意構造“另一種”原生態的農耕鄉村,他“野地”色調之斑駁被蒙上了幻夢的迷紗,似乎卓異之極,他的嫵媚處也越來越多了執拗,他始終血脈賁張,嘔心瀝血,忘情決絕,不能自拔,他的精神似是拉滿的弓,你擔心著是否會戛然崩斷,那擰著眉頭左沖右突的形象多是張煒的自畫像,永遠不會帶來熨帖的撫慰,讓讀者相信“思索”對張煒是一種太重的折磨,借用張煒的字,那是一種“罪”。毋庸置疑,在處理人與環境的關系時,可資實踐的指導思想仍將是功利性的,而正是由于這一點,必須有一種理想主義與之制衡,即對功利主義保持一種超越性批判,這便是生態敘事。生態敘事跨越了傳統啟蒙文化的修辭邏輯和話語結構,真正把“鄉土”作為主體,表達著對現實的超越精神,精神原鄉者通過回憶、儀式描寫等“環境想象”返歸自然,在一個舊夢里回到人類的童年故里,完成了自然的“復魅”,生態批評在這些生態文本間感受作家對自然風物的詩性眷戀以及回歸古典的鄉土情調,也從其民族寓言的再造中尋繹他們對自然生態正遭受的現代“洗禮”的疼惜和哀挽。
           那么,生態批評者是否看到,“知識者的‘土地’愈趨精神化、形而上,農民的土地關系卻愈益功利、實際”③ ,一切關于鄉土的詩意表述都難脫一個現實主義意義指向。一代作家沾滯于傳統倫理消失的迷茫和憤怨,感慨著“世風日下”, 當作家欲以醇厚的鄉土文化回歸自然本真時,他們和真正的鄉土漸離漸遠,是對現實的遲鈍和逃避式拒絕?,F代性建構應該有其強大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自我淘汰功能,“農村人口轉移之日,也即退耕還林、退耕還湖、退牧還草之時”,“數千年不堪重負的衣食鄉土、實用鄉土、功利鄉土,才可能成為詩畫鄉土、精神鄉土、審美鄉土”④ 。
           從另一層面來看,當下的生態批評在把批判視點聚焦于傳統文化魅力的再發現、沉迷于強烈的原始浪漫主義色彩時,恰恰忽略了或者說遮蔽了中國生態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生態批評也就失去了它的批判價值?;蛟S,如一個世紀前歐內斯特·勒南所說,“沉湎于過去”是一種逃避當下沉淪時代的最好方法,但是,很明顯,尋訪古人的言論和思想是為了不再重走錯路。在一個民族文學正常生長的狀態下,必須關注正面精神價值的建構,如果把對現實的仇恨即等同于批判現實主義,那一定是一個誤區,把批判當成文學的立場意義也一定是一個誤區。

           第二,當前生態批判脫離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現實,盲目追隨西方生態批評理論話語,沒有意識到蘊含生態倫理學說其間的“西方邏輯”,也同時損傷了生態批評的批判力量。
           由前論而知,我們所談的“生態文學”其實和西方后工業時空下的概念不盡一致——雖然在消費文化方面顯出了“后現代”的超前演練,畢竟我們的工業化進程甫才啟動,所以“生態批評”的目標也不盡一致。理論界在推介西方的生態倫理學說時與當下中國文學創作和批評脫節,它“高屋建瓴”的理論研究并非植根于文學現狀,甚至也脫離了中國大地——中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并置的歷史時期注定了我們不能盲目迎合后現代盛筵下出爐的西方生態學說。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所以“欲望化批判”首要的對象應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是那些財富巨人,“發展中國家”在涉及生態倫理學說時,無疑需要審慎。我們必須有立足于本土的辯證思考。
           西方生態倫理學說的利己主義本質是西方意識形態話語浸淫的結果,它是以西方、以富國為利益中心的。我在其他文章中談到“欲望化批判和可持續發展辯證”的話題時曾經提到動物保護主義者彼得·辛格對中國農民“素食主義傳統”的贊揚,那無疑是一種滑稽。發達國家總是夸張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程度,叫囂并批評“發展中國家”的推動發展計劃,排斥“發展中國家”的物質需要,批評經濟弱國渴望實現小康生活的正常要求;并且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有害的技術,推脫承擔“發達”所造成的資源“稀缺”和環境破壞的責任。事實上,環境危害更多的是由這些發達國家或者說“經濟帝國”造成的,從“資源掠奪”到“污染輸出”再到“戰爭控制”,西方大國對環境的踐踏一步步升級。從中我們看到了赤裸裸的環境侵略理念。
           確實,橫亙在我們面前的是另一種比西方復雜得多的現實景觀:“生態問題”在中國當前遠遠不僅是一個“后現代”的話題,其面對的倫理嬗變遠遠不只是“現代”轉向“后現代”時期生態倫理學的擴張及其自身內在的悖謬,還有大面積的“前現代”區域在走向現代化過程所必然遭逢的文化沖突、異變以及斷裂。所以,中國所面臨的倫理轉向包蘊著更深廣更復雜的因素,既有后現代倫理與現代倫理的沖撞,還包含著現代資本倫理試圖對封建倫理秩序的覆蓋,帶有現代啟蒙的一面。有的中國作家憂患于嚴峻的環境問題,卻認識不到西方“純學術”的生態理論背后暗藏的生態殖民主義和生態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生吞活剝的結果背離了中國歷史現實和人性底線,其鄉土文本人與自然生態倫理觀的倒錯正產生著惡劣的影響(如《狼圖騰》等“狼文化小說”)。
           基于對這些誤區的認識,我認為,中國生態批評在對“唯發展論”、“科學主義至上論”、城市化批判等西方發展模式的批評中,不應該忽略不利于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個案”因素,以使生態批評能真正承擔其“批判的功能”?!拔膶W的鄉村”的語義是極端復雜的,一個生態批判者不應該像一個話語霸權主義者一樣不加分析籠而統之地把一切罪責歸于“現代”一身,與其反思現代性本身的缺陷,不如反思我們自身在“現代化”的行程中有哪些失誤則更加實際。
            西方的生態危機確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下的科技至上、欲望主義等,是盲目“發展”造成的惡果(近期熱映的美國電影《阿凡達》對此有深刻揭示)。而中國進入當代以來,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非“發展”造成的,而是復雜的人力造成的,特別是幾千年來的專制主義等級制的官僚主義政治文化傳統干預下的“偽發展”造成的: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政策失誤、無序發展,現在看來在環境方面的影響是巨大深遠的,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缺乏科學依據地對邊地的開墾,變草地叢林為耕地,最后造成在地下沉睡了千萬年的黃沙從犁尖下被翻出來,草原最終變成了沙漠;一是人口政策的錯誤,大量的人口繁殖和移民增加了環境負擔,造成生態失控。在當時,強勁的政治意識形態成為影響中國社會、文化、經濟的最主要力量,“人定勝天”、戰天斗地、征服自然、“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成為響亮的時代口號,當時的文學也不得不竭力鼓吹和逢迎這種壓倒性的意識形態,失去了它的批判立場,在美學上也很大程度地喪失了自然書寫的功能,在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神往中文學更不可能體恤“上山下鄉”、“大煉鋼鐵”、邊地農墾等對大自然的戕害以及造成的惡果。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具有生態意識的鄉土小說在啟蒙主義思潮下對“十七年”和“文革”意識形態強力的反思中初萌。在認同人類發展的本質上,撥開1990年代以來“發展”的華美外衣看生態危機的內在癥結,當前中國生態危機的主要根源我們認為技術官僚體制和一言堂的家長作風遺存是其主因。
           在多重文明形態共存的中國,推進物質現代化的工作任重道遠,如何在實現人的自由的過程中避免“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帶來的弊端,需要仔細分辨,謹慎對待。作為一種跨學科的文學批評方法,目前生態批評還沒有進入學術研究的主流話語系統,也未能體現出更多的知識分子的批判力量。文學批評“專業能力”即學院化程度的巨大提高是以犧牲其廣度和厚重為代價的,其權威性也逐漸在喪失。當我們感嘆當今文學、學術包括生活的四分五裂、碎片化時,我們不得不警惕批評的思想標準——當然也意含生態批評。生態批評要探究中國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理應正視“實踐性是環境倫理學的精華”⑤ 這一論題,理應認識到“批判性”是生態批評的本質,“讓思想醒著”,站在更“中國”的認識視野,找出風起云涌的生態思潮在中國更廣闊的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愿意賦予生態思潮以“新啟蒙”的需求或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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